循证赋能:加速推动全球治理科学化和透明化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不仅需要宏大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变革,还需要科学的知识和可靠的证据来支撑。如何提升治理的科学性、透明性、合理性和有效性,既是一个科学研究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以证据为核心的循证理念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创新的视角,基于最佳证据进行循证决策已逐渐成为从学界到政界的共识及追求,循证赋能成为应对社会挑战的着力点及增长点,也逐渐得到全球关注及实践探索。

循证决策最早可追溯到1992年诞生的循证医学,以及20世纪末兴起的循证实践运动。1999年英国布莱尔政府发布的《现代化政府白皮书》和《21世纪的专业政策制定》系列官方文件标志着循证决策发展的实践起点,而起始于2009年的美国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通过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MB)自上而下地推动,实现了美国政府社会治理特别是公共项目管理领域从“基于评估”到“基于证据”的演变,初步形成了以“项目评估—证据和项目评估相结合—证据和管理数据相结合—构建证据生产和使用能力”为路径、证据生产能力和证据使用能力并重的循证决策框架。

在国际循证决策的实践探索快速发展的同时,循证决策也成为了社会科学领域一大学术热点。其中,侧重于获取、评价和使用证据进行决策过程,是循证决策理念具体运用和实践的知证决策,更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一批推动和支撑知证决策的国际学术组织、证据生产平台得以诞生和发展。2000年,国际循证社会科学学术组织——Campbell协作网正式在美国费城成立,这一试图通过制作和传播教育、司法、犯罪以及社会福利等方面真实可靠证据、帮助决策者作出最佳决策的国际学术组织目前已成立了英国、南非、印度分中心,为多国政府在教育、司法、经济等领域的公共决策提供了证据支持。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国际证据援助联盟(Evidence-Aid)与中国、英国、美国、瑞典及加拿大等8个国家和地区的证据综合和卫生科学专家共同打造了“COVID-19交互式证据地图”,持续推出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证据,为世界抗疫贡献了循证力量。兰州大学循证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与国际证据援助联盟密切合作,在疫情暴发之初的半年内基于中国疫情防控实践向“COVID-19交互式证据地图”提供了三千余条证据条目,向世界讲述了中国故事。

《报告》以社会挑战、证据需求、证据供给、证据中介、证据使用和相关建议为主线,通过采用信息审查、数据分析、证据综合等方法,对54个全球委员会的70份报告进行深度剖析,最终形成了8章64小节的内容体系。《报告》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是揭示当今全球社会挑战的本质:在梳理当今社会挑战的变化实例的基础上,重新审视社会挑战的方式,以及社会对挑战的应对方式,从而揭示社会对证据需求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变化的社会挑战必将带来知证决策(evidence-informed decision making)发展的机遇和动机,因此《报告》的第二个重要内容是分析不同环境下决策和决策者的证据需求:在对决策者进行明确分类的基础上,利用循证决策的方法更好服务四类决策者(政府政策制定者、组织领导者、专业人士和公民)在应对社会挑战时更好地利用证据和其他决策要素。在明确证据需求后,决策者应如何使用证据来实现决策?这就是《报告》的第三个重要内容——证据供给:总结决策过程中常见的八种证据形式(包括行为/实施研究、定性见解、评价、证据综合、建模、技术评估/成本效果分析、数据分析、指南),并针对不同环境的供需关系,提出决策匹配证据、本土证据和全球证据相互作用、动态证据生成等相关内容。除此之外,《报告》还就证据中介的作用,以及支持证据使用所需的全球公共产品和公平分配能力进行了讨论,并最终提出来自全球证据委员会的24条核心建议。鉴于《报告》在推动快速应用证据以应对社会挑战的巨大影响,《报告》被翻译为中文、阿拉伯语、俄语、法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6个版本并在全球发布。

由兰州大学循证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导翻译的《报告》(中文版)在2022年6月10日召开的“首届国际跨学科知证决策方法学培训班暨《全球证据委员会报告》(中文版)发布会”上进行了发布和解读。此外,30余名来自国家环保总局、商务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公室的官员,以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紧紧围绕跨学科知证决策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应用,以及证据的检索、合成与评价进行发言和交流,为政策制定者、决策者、研究人员以及实施者在应对各类社会挑战中如何将最佳证据应用于实践进行了充分的学术交流、实践分享和方法培训。

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重大命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健全决策机制,加强重大决策的调查研究、科学论证、风险评估,强化决策执行、评估、监督”的要求,循证理念的社会科学应用及研究在我国迎来了发展机遇,一方面,我国政府近年来逐步迈向管理科学化,循证决策在我国新型智库建设、法治政府、政策评估等领域的建设中得到长足的探索应用,推进了诸如政策试点等循证决策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逐渐得到了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的接受和重视,大家认识到以循证为原则建立科学与决策关系成为现代公共决策实践的普遍原则和现代治理体系建立的前提。另一方面,以循证决策、知证决策为核心内容之一的循证社会科学研究蓬勃发展,近年来成立了如兰州大学循证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循证治理与公共绩效研究中心以及Campbell中国联盟等机构或组织,产生了《循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系统评价与Meta分析》《循证经济学》《循证教育学概论》等著作及一批学术研究论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也给予了如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循证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研究”(19ZDA142)等立项支持。

站在已有发展的起点上,如何推动循证医学走向循证社会科学,如何让循证赋能于治理决策,还有广袤的空白领域需要我们秉着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循证路径去探索。《报告》给出了一个整合全球各行业专家资源和证据资源的可借鉴循证实践范例,我们还必须基于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提出符合中国国情,覆盖从证据供给、到证据支撑平台开发、再到人才培养的一体化解决方案,构建面向治理现代化的循证决策新模式。兰州大学循证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积极参与了《报告》的相关工作,在循证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实践探索、国际交流、人才培养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在推进全球最佳证据的科学化阐释、本土化应用,以循证赋能加速推动全球治理科学化和透明化等方面,还需协同学界进一步加强理论建构、方法研发、平台搭建和人才培养,唯有如此才能讲好中国循证社会科学故事,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循证社会科学可持续发展道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循证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研究”(19ZDA14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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